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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兵:完善居家养老服务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文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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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老年人养老服务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比重偏低、质量不高,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因此,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是破解我国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切实提高广大老年人生命、生活质量的重要出路;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尊重老年人情感和心理需求的人性化选择。

 

李红兵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大家好,今天按照北京市委讲师团要求,我演讲的题目是“完善居家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人人都会变老,家家都有老人。现如今,我们对于养老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而长久的话题。这个话题的热度基本上没有降低过,随着人们对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关注的焦点变得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关注的内容也越来越细化。

2015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两会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台之后,在基层、在省市层面、在立法中的一个新的创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全程直接进行了立法操作,包括调研、起草、三次审议,然后经大会700多位市人大代表投票,最终高票通过。

养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就跟大家汇报、探讨一下居家养老的相关事宜。

谈到居家养老,很多人应该是有比较清晰的概念的,但是在社会上,还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在北京,咱们经常说“9064”。“9064”实际上讲的是北京市政府对全市养老服务格局的把握。什么叫格局的把握?也就是90%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机构养老。因此,有人把“9064”理解为有钱人是那4%的机构养老,没钱的就在家养老。从某个角度来讲,也认为居家养老基本上就是政府不用管了,你想我在家待着,你管我干嘛?所以人们首先对居家养老就有一个认识误区。其实这个“居家养老”不仅仅是指在家待着养老,它确确实实是指居住在家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但它实际上涉及身边的服务体系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围绕着咱们在家里那张床的周边,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使你基本上不用出自己家门,就能够把老年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解决掉,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居家”问题。

今天我要讲的“居家养老”不是家庭养老。上下五千年,自古以来中国人都非常讲究家庭观念。实际上很久以前,我们的家庭都是大家庭,七大姑八大姨、上上下下,家中居于最高位的是年龄最长的这位。因此所有的养老问题,基本上都在这个家庭内部,大家你搭把手,我搭把手就能解决了。所以那个时候叫做“家庭养老”,或者“家族养老”。

但是如今时代变了,无论是因为原来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还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小了。现在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数才2.45个人,而在十年前还将近3.67个人,每个家庭的人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很难通过依靠家庭内部亲人的相互支持,来解决我们自身面临的养老问题。实际上一个大家庭就是个小社会,它是一种小型的社会养老,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大家族了,就需要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来支撑在家的每一个人能够很好地在老年期有高质量的生活,所以“此居家非彼居家”。

这些年,大家都非常关注老年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但是当一个事情上升到一定层次时,可能随之就要作出调整。比如在北京,平均每天大约有400多人迈入60岁,平均每年大约有10多人迈入60岁。这说的是老龄人口的净增长。按这种速度,基本上再过一万天(这个“一万天”是一个相对虚的概念也就是大约30年左右),北京的老龄人口就会从现在的每5个人里有1位老年人,变成每3个人里就有1位老年人。在这个过程当中,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我们总人口数的超过30%,这个数字反映的不光是一个或几个老年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跟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咱们的邻国日本是最早步入严重老龄化的东方国家,日本现在的老年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那么日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老年人和青年人、中青年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本也算一个西方国家,各个党派都要靠拉选票,因此,政治家为了能够获得选票,会给所有手持选票的人尽可能多的承诺。那么这样的老年人更愿意参加社会活动,因为他们有闲暇,他们也更关注政治活动,因为他们想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的票变得不仅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积极,而且越来越实在。因此,西方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他们为了讨好这些老年人,就要给这个群体加很多福利政策,当加给的福利政策多了以后,它就打破了一个平衡——中青年人不干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所有干的事全都给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就对未来逐渐地丧失了希望,因此,他们的创新动力和工作动力连续降低,这就产生了代际冲突。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对一个群体的过度呵护,实际上也是一种歧视。

咱们讨论过一个关于“孝”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让父母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家是不是还锄一锄地?是不是打扫一下厨房的卫生?其实各种他能干的事还是应该让他去干。不能强硬地剥夺他的权利说,哎呀,你去歇着吧,您应该享清福。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孝”。老年人只有不断地参与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才能够不仅在身体上,而且从心理上都让老人感觉到自己的社会价值依然存在。

影响老人死亡率的最大因素不是疾病,是失能。什么意思?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公民叫做老年人。当然在西方,比较常用的是65周岁以上。那么“老老人”指的就是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导致这一年龄段老人死亡的最大因素是什么?不是疾病。虽然他们身上可能有多种疾病共存,但是主要的因素是失能。就是一旦他因为各种原因卧床不起以后,身体状况就会急速下滑,这时候的死亡概率就会骤然提高。所以我们老说,“孝”不光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孝”还是一种能力。所以有时候,过度的呵护也是一种歧视。

所以对于居家养老,很多老百姓出于自身角度考虑会说,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居家养老。当然,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在中国,居家养老或家庭养老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但是这样说也不对,因为居家养老不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因为养老真正还是在哪最滋润?还是家里最滋润。家里不光有较好的硬件环境和心理舒适度,周边还有熟悉的人。人总归是一种社会动物,人需要一个很好的周边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要入住养老机构,在选择入住时,老人的内心要经历非常艰难的纠结和挣扎。一般来讲,老年人最后即使下定决心要入住养老机构,他也要打10个以上的电话,问这问那、犹犹豫豫。这样反复纠结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他熟悉了几十年的环境要面临一次重大的调整和转变。对于人来讲,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是不愿意做这样的转变的。所以居家养老不仅是经济上的选择,是国策上的选择,实际上也是每个人自然的选择。

居家养老涉及绝大部分人。首先,每个人都要经历居家养老,而且绝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居家养老,所以居家养老这个话题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做很深入的探讨和实践,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北京市通州区的医养结合是做得最好的。通过各个部门的努力,通过卫计委,让医院直接找养老机构进行相关服务的对接,但是医养结合不仅仅停留在让医疗机构的相关服务进到养老机构,更不是好像拿到了医保就万事大吉。实际上,医养结合有更深入的话题。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手术以后的老年人、骨折以后的老年人,或者偏瘫、脑卒中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实际上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医养结合的问题,叫什么呢?叫做连续医疗。医院是干什么的?是负责疾病的急性期治疗的。但是并不是说从医院出来,一到家里头,马上就是家里的状态,中间一定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有时候处理不好就很难。我也是在接触了养老工作以后才知道,咱们所知道的偏瘫,也就是手部痉挛的状态,实际上本来是可以不发生的。换句话说,如果咱们身边有朋友或者家里有老年人脑溢血、偏瘫了,刚从医院完成了急性期治疗,把栓塞通了,在接下来这一两周里,应该马上辅以非常具有针对性、康复性的治疗。但是这个阶段的治疗,现在并没有做到很好的衔接,也没有人帮你做指导,结果就导致老年人落下了残疾,以至于后面要用更长的时间,通过更艰苦的努力去纠正。所以说,关于医养结合,还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我们对于养老的恐惧,或者说是对于居家养老的恐惧,其实是源于我们对它不知底数。我前面给大家描述的这些误区,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不太了解这块内容。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本身还不是老年人,说实在话,我们真不知道老年人怕什么。很多老年人怕,是怕在了细节,很多的怕是不太容易说出来的。今天,有很多街乡镇的同志在做老龄工作时比以前讲究了,讲究啥?就是干老龄工作要先做调研。以前不是没做过调研,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对老年人的问题、困难、困惑,确实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并没有面临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没有切身感受。

那么他们难在哪儿?老年人有“三怕”。一是生存。咱们现在实现了养老金的对接,疾病问题用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咱们有一个兜底了。二是失能。就是当老人失去了自理能力时,不得不借助身边的人和社会的支持,而我们对这些情况有时候往往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跟街乡镇的同志也说,老年人的难处在哪儿?在他的门后面。凡是在街上、社区、小区、村里面能见到的老年人,他的难处往往是可以看到、可以了解到的,但是在他们家门后面的难处,往往我们是很难了解到的。三是心门。老人心里藏着事、说不出来是最难的。如果能知道这些事,就能为老人解决根本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老人往往是不太容易说出口的。因此如果能进入这两个“门”,我们基本上就能了解老年人的难处到底是什么,他在困惑什么、烦恼什么。

关于居家养老服务,以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定位的,那么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后,明确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定义。那么咱们现在叫做依法有据了。《条例》中首先强调的是“家庭是基础”。也就是说居家养老,家庭成员承担着首要责任,同时由政府主导,城乡社区作为依托,社会保障制度给以支撑。

那么《条例》中的另外一个难点在哪儿?是后面的三个部分,即三大服务。这三大服务实际讲了提供三个不同服务的不同主体,一是以政府为代表的主体,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街乡镇同志们要明白,谁是我们基本公共服务的对象?我们为他提供什么服务?要服务到什么水平?

二是专业化服务。养老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的难题是专业化服务。前段时间评“孝星”,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孝星”的身体也带有一定的疾病。这些疾病跟照看老年人的工作紧密相关,他们往往都有腰肌劳损的情况,在搬运、移动卧床的老年人的时候,由于使用的方式不够专业,所以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落下了病。但是现在我们把非常专业的技能教给他们之后,他们不但非常省劲,而且不会再给自己带来其他伤病,为老年人提供更好、更有质量的生活打下一个可持续的基础。

三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志愿者。也就是要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包括居委会、志愿者,他们提供的公益互助服务是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替代的。我们有的时候说“成本很高、价格很贵”,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把更有人情味的公益互助服务引进来。它不光是省钱的问题,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公益互助的服务,让老年人更多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居家养老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这种居家养老服务实际上就相当于在自己家里这张床的周边,通过政府的主导、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地参与、家庭的全面参与,围绕它建立起一个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可以把这个体系理解为区域的为老服务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街道、乡镇组织服务来满足地区老年人需求的能力。下一步,在全市贯彻《条例》中,在对自身服务能力进行评估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是,对于一个街乡来讲,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划,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服务的一个区域,它实际上是,这个老年人有什么需求,你是否得到的满足的比率,应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服务能力的表现的形式。这种服务能力体现在这三大服务的供给上,也就是来自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群众性组织,我们提供这三种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专业化服务和公益互助服务的能力。这里头,有些是需要我们引导的,有些是我们要主导参与的,有些是我们要培育和推动的。

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

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主要有八个方面。在《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中明确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八个主要内容,这八个主要内容实际上写得很实在。第一个就是关于“吃”的问题。“民以食为天”,要把“吃”的问题放在首位。

下面围绕着《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实际上在北京讲“居家养老”只是这些年的事。那么要实行居家养老需要有一个地方性法规来推动、来保障。因为咱们已经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切切实实能够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制度体系。怎么开展这种社会化的服务?这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因此在这当中,就明确了居家养老服务这八方面的内容。第一,用餐;第二,医疗卫生;第三,老人在老年期面临失能,需要家庭在家中提供家庭护理的问题;第四,为失能、高龄、独居等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紧急救援服务第五,利用社区,帮助那些暂时不能实现居家养老的家庭,为老人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日间照料

以前对于日间照料,我们并不清楚“我要服务你什么”,所以只是简单地把老年人弄过来。很多那时候,咱们建的托老所成了一个摆设,每回检查的时候,都要找些老年人坐在崭新的床单上,然后等领导一走,老年人如释重负地赶快回去接孩子了。从专业的角度看,这反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托老所到底服务谁?服务谁的什么?我们只是简单地把托儿所的概念弄到这儿,结果还不具备运营专业托儿所的力量,还没有专门的法人、专门的运营队伍来做这样的服务,因此托老所当然就变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内容。

第六,家政。要为老年人提供很多在健康的中青年人看来很简单的服务。看似只是举手之劳的事,对他们来讲却很艰难。比如说打扫卫生、洗澡、洗头,包括走出家门,甚至从家里的卧室走到厕所等。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给我们家93岁的老年人洗澡,基本上洗一次澡,我需要动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我要用三周的时间跟他讨论要洗澡的问题,他会用各种原因、各种理由推脱,最后说洗不了澡,等终于下定决心,觉得不得不洗时,我还要用两周的时间准备好洗澡的各种环境,屋子的温度要适合等。最后洗完就好像打了一场大仗,基本上给他洗完澡,我也是一身臭汗,然后我在旁边要歇老半天。因为其实没有专业性的服务,做一件事情是非常难的。而这些在我们当中,是需要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实现的。

现在在一些老旧小区,原来我们自身的洗浴条件并不到位,在有些平房、农村地区,老年人实际上也都需要条件。像北京通州区的仇庄村,于家务的仇庄,中青年人真正能够做到“孝”字当头,陪着老人去洗澡,这样不光是老年人,家里人洗澡也一律免费。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需要更多的新农村、更多的基层社区去努力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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